《清平乐》后65年,北宋发生了什么?

娱乐 2020-06-01 10:10198网络admin

北宋时期,尤其是仁宗年间,中国古代文化逐渐臻于佳境。电视剧《清平乐》中晏殊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苏轼等人组成的“背诵默写天团”之风采,更是让无数粉丝为之倾倒。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,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”。当时,士大夫开明政治的成熟,商业模式的创新,技术发明的奔涌,经济活力的释放,市民文化的勃兴,城市文明的兴盛,思想领域的转型,都标志着中国历史即将开启“赵宋以降之新局面”。

然而,北宋国势和仁宗政事的另一面,则是钱穆先生指出的“对外之积弱不振”“内部之积贫难疗”。北宋在与辽国、西夏对峙中的弱势被动地位,朝廷财政赤字的逐年增加,正是其积贫积弱的生动例证。

北宋文明昌盛与积贫积弱并存成一体两面的背后,是变法推力不足导致的进退维谷困境。进,无力开辟新天地;退,无法回到旧局面。范仲淹“庆历新政”的戛然而止,已经预示了王安石“熙宁变法”的功败垂成;仁宗朝堂之上党争的此起彼伏,早已预演了此后历史中“新党”“旧党”的水火不容。一阕《清平乐》曲终之际,余音袅袅的却是王朝谢幕的前奏。

电视剧《清平乐》塑造了一个仰惧天变、俯畏人言,治国如执秤的宋仁宗形象。事实上,仁宗一朝固然是北宋历史上难得的太平时期,却又是政治经济军事各种矛盾潜滋暗长、社会危机已现的时期,也是在内外压力交加之下、对前期祖宗家法进行系统变法的改革窗口已开的时期。

然而,仁宗君臣如履薄冰,努力保持各种平衡,广开言路却党争不断,殚精竭虑但改革乏力,最终进退失据,错失变法时机,以致仁宗之后短短65年,赵宋王朝就发生了国破家亡的“靖康之耻”。

祖宗之法

当仁宗的伯祖父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、夺取后周政权建立赵宋王朝时,接手的是一盘支离破碎的大棋。从907年唐朝灭亡到959年北宋立国的53年中,中原历经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,更换八姓十三君,天下更有南唐、北汉等十国并立,是为五代十国。

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,避免赵宋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,是北宋开国时必须解决的问题。但围绕解决这一问题所形成的制度体系和祖宗家法,又成为威胁朝廷长治久安、影响国家持续发展的原因。北宋在仁宗时期及之后的改革困境,正在于此。

太祖面临的开国问题主要有两个:一是重建全国统一,夺回被东北辽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,压制正在西北崛起的党项政权,重构北部边防线;二是重振中央权威,解决节度使尾大不掉、地方州郡财力过强、军队骄兵跋扈难制等问题。

太祖首先通过“杯酒释兵权”等手段收回禁军高级将领兵权,消除他们对皇权的威胁,接着按照“先南后北”的战略基本上平定南方政权,并对北汉发动三次大规模进攻。到太祖去世时,天下一统大局已定。

唐末五代分裂割据的主要原因在于节度使集地方军权、财权、行政权于一身,权力过大,朝廷指挥不灵。为扭转这一局面,太祖通过缩小节度使辖区、派遣中央文臣出任知州等地方官、设置通判牵制知州等,削弱节度使行政权;通过设立转运使,将地方财赋收归中央,削弱节度使财权;通过集精兵于中央、驻重兵于京师、频繁调换节度使等,削弱其兵权。由此,中央权威大幅增强。

太祖这一系列政策均是针对巩固政权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,均留有很大的余地:他虽对高级武将防范有加,但并非一概猜忌,尤其是对守边将领相当信任,对他们适度放权,允许他们有辖区财赋的自行支配权和军事上的自行处置权;他虽提倡文治,但一直文武并重,长期致力于加强武备;他虽削弱地方势力,但仍允许节度使拥有一定的权力,“太祖一朝,制沿五季,方镇仍旧”;他虽用在荒年招募饥民为兵的募兵制度来防止百姓聚众造反,但着力提高中央禁军素质,使之成为精锐的“武备之兵”,而非一味扩大军队;他虽重内轻外,对辽国不主动出击,但决不软弱退让,任命李汉超等14名大将沿边构筑了一道防御辽国的严密防线,甚至在辽军主动来犯时打得其大败求和。

而仁宗祖父宋太宗即位后,将重内轻外改变为守内虚外,将提倡文治更改为重文轻武,将削弱地方发展为强干弱枝,将荒年募兵转换为常年扩军,将太祖为统一天下而施行的权宜之计改造成基本国策。

太宗登基后,攻灭北汉,完成统一,但因其急躁冒进,不懂军事又喜欢亲自指挥,致使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。与此同时,由于处置失误,西北党项势力迅速发展壮大,多次打败宋军。党项还与辽国形成掎角之势,共同对付北宋。辽国对北宋威胁最大,党项对北宋疲困最甚。太祖留下的精兵猛将消耗殆尽,太宗无能为力,只得推行消极防御的战略。北宋由此走上积弱不武之路,时人称之为“(北宋)一身二(辽国、党项)疾,不可并治”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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